食疗的理论奠基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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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经典《内经》为食疗提供了理论根据。《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味”即食物。《素问·六节藏象论》说：“五味之美，不可胜极。嗜欲不同，各有所通。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这些道出了食物补益身体的根本原理。并且五味入五脏，过则为灾，适度为良，日常饮食流于脏腑经络三焦乃至周身以为滋养；疾病则可针对性选用或避忌，作为食疗《灵枢·五味》作了专门论述。《素问·五脏生成》也说：“心欲苦，肺欲辛，肝欲酸，脾欲甘，肾欲咸，此五味之所合也”，“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多食苦，则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则肉胝?而唇揭；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此五味之所伤也”，将食物用于治疗的利弊说得非常清楚，理论原则已经分明。

据传华佗著有《食论》，今佚。佚文中认为：“食物有三化，一火化，烂煮也；一口化，细嚼也；一腹化，入胃自化也。老年人惟藉火化，磨运易即输精多。

若市脯每加硝石，速其糜烂，虽曰火化，不宜为频食，恐反削胃气也”，这是关于消化生理的正确叙述。佚文无多，另有云“苦茶之食益”意思，是论饮茶的好处。在《三国志·华佗传》中有治寄生虫病1例，病家服用“蒜齑大酢，从取三升饮之，病自当去”，是以饮食物治疗成功的。华佗徒弟樊阿，“从佗求可服食益于人者，佗授以漆叶青黏散：漆叶散一升，青黏屑十四两。以是为率，言久服去三虫、利五脏、轻体，使人头不白。阿从其言，寿百余岁”。另一徒弟吴普著《吴普本草》，从华佗处所得必多，对食物养生颇多发明，在《本经》基础上有了提高。此书亦佚，但散见之文，如言大枣，较《本经》增出“枣主调中，益脾气，令人好颜色，美志气”。看来华佗也是位食疗专家。

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治少阴病用苦酒汤；另有炙甘草汤，服药时宜加清酒；桂枝汤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也颇重视饮食疗法。治病时对某些食物有禁忌，如桂枝汤，“禁生冷、黏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特别是《金匮要略》列有“禽兽鱼虫禁忌并治”及“果实菜谷禁忌并治”，专论食禁。说：“肝病禁辛，心病禁咸，脾病禁酸，肺病禁苦，肾病禁甘。春不食肝，夏不食心，秋不食肺，冬不食肾，四季不食脾。辩曰：春不食肝者，为肝气旺脾气败；若食肝，则又补肝，脾气败尤甚，不可救。又肝旺之时，不可以死气入肝，恐伤魂也。若非旺时即虚，以肝补之佳。余脏准此。”“凡肉及肝，落地不着尘土者，不可食之。猪肉落水浮者，不可食。”“肉中有如朱点者，不可食之”（按：“朱点”疑为“米点”，即“米猪肉”，猪患囊虫病之类，食之易得绦虫病）。

“秽饭、馁肉、臭鱼，食之皆伤人。”显然，张仲景在《内经》基础上结合临床食疗的经验，作了进一步的总结，且很讲究饮食卫生。

王叔和也有类似论述，孙思邈《千金要方》引其佚文，“食不欲杂，杂则或有所犯。有所犯者或有所伤，或当时虽无灾苦，积久为人作患”。这种反对“杂然丛进”，认为饮食有相生相克的理论，到元明时由贾铭著成的《饮食须知》作了发扬。

到隋唐时代，孙思邈成为食疗理论及实践的大集成者，并且作了发挥。他所著的《千金要方》中有卷26专论食治，卷27专论养性；《千金翼方》中有卷12论养性，卷13论辟谷（内容为补养），卷14云退居（其中不少饮食药治），卷15为补益；另外散于诸卷的食疗方论犹多。这些篇章可视为孙思邈的食疗专论。按照他的观点：

（1）“神仙之道难致，养生之术易崇。故善摄生者，常须慎于忌讳，勤于服食，则百年之内，不惧于夭伤也”（《千金翼方》）。表明了他长生不老的神仙之术是难能做到的，普通的养生保健食疗等法却人人可为的态度。从他这里开始，神仙服食之术世俗化大众化了。

（2）“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疾之速，必凭于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不明药忌者，不能以除病也……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若能用食平蠿、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长年饵老之奇法，极养生之术也；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悉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千金要方》）。孙思邈在此论述了药与食的辩证关系，并把食疗放在第一的位置，认为善于食疗者才是良医。

孙思邈是道教中人，但在服食问题上，与神仙之术划清了界线；他认为合理服食足以保护健康，延长生命，治愈疾病。“药治不如食治”的原则已隐含其中，孙思邈真正开创了一个平民食疗的新时代。

孙思邈广罗百家，在《千金方》中凡有所可用于食治养生之方，悉皆收入，包括神仙服饵，炼丹，服石（及解石毒）方，诸外国如天竺、大食等食疗方，诸医家所论食疗方，甚至平民百姓所用食疗方，还包括了不少药酒。所用食物如服天冬、地黄、黄精膏、茯苓、松脂、枸杞酒、钟乳粉及西岳真人灵飞散等，出于神仙道士；服槟榔食越瓜出于交趾；吃蒲桃、安石榴、胡瓜、醍醐、罗勒、罗摩、番荷叶、蓝菜等出于天竺、西域；“薏苡仁……蜀人多种食之”及普通米谷菜类皆出于平民百姓。

关于饮食的方法、宜忌，孙思邈也多讲究。如说：“人之当食，须去烦恼，如食五味，必不得暴嗔”；“久饮酒者，腐烂肠胃，清髓蒸筋，伤神损寿”；“夜勿过醉饱”；“先饥而食，先渴而饮，食欲数而少，不欲顿而多。多则难消也。常欲令如饱中饥、饥中饱耳”；“每学淡食，食当熟嚼，使米脂入腹，勿使酒脂入肠”；“每食不用重肉，常须少食肉，多食饭”；“夫欲服食，当性理所宜，审冷暖之适。不可见彼得力，我便服之”；“食毕当漱口数过，令人牙齿不败，口香”。

“每食讫以手摩面口腹，令津液流通；食毕当步踌躇……则食易消”。“饱食即卧，乃生百病。不消则成积聚”；“凡遇山水坞中，不可久居，常食作瘿病。又深阴地冷水不可饮，久饮则脾阳内损，痰湿凝聚，必作痰疟”。诸如此类，有许多饮食卫生原则十分有道理。

用食物针对性地治疗疾病，孙思邈也为集大成者。有些且为首创。《肘后方》中用海藻酒治瘿病（甲状腺肿）、猪胰治消渴（糖尿病）；《诸病源候论》中记有羊靥治瘿，紫河车作强壮剂……这些在《千金方》中皆有收录。孙思邈则进一步用谷白皮粥治脚气，用鹿羊靥治甲状腺肿，以猪肝治夜盲症等，使著名的“以脏补脏”原则有了充分的体现。

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说，孙思邈是食疗理论和实践的完整体系的奠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