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食同源到服食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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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一方面为口腹饱餐美味享受之资，一方面又为医药文化的源头之一，故食疗文化成为独秀的一枝，是与中国饮食文化密不可分的。

所谓食疗，即是以食物治疗疾病保养身体，达到健康的目的。“医食同源，药食同源”，这是中国千百年来流传之说，同时也是一个历史实践的过程和结论。

众所周知，《淮南子》等有“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这一传说反映的是初民在寻食过程中分辨出可食之品和有毒之品。其之所“避”在避其毒，这一类便是“药”。其之所“就”即就可食之品，即食物。在这一时期，“药”与“食”是分隶的。所谓“药食同源”，应理解为源于同一发现过程。并不是食即是药，药即是食。这一分辨的功劳应归于“神农氏”，而神农氏实即农业最初发展时期的原始劳动人民。

作为“药”的特点是有毒。《尚书》说：“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可知如果没有毒性，是不能治愈疾病的。这也是最初的“以毒攻毒”观念体现，在此意义上“食”不是“药”。

但熟食可免腹胃疾病如前所言，食物对身体的强健作用，特别是酒发明以后对身体的兴奋和增力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到《周礼》时代，宫廷医师的职责，就总管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其中的“食医”是用饮食物为王家保健，即所谓“食医，掌和王六食、六饮、六膳、百馐、百酱、八珍之齐”。“食医”相当于今之所称营养医师。很显然，他已吸收了商汤伊尹调和饮食的原理，进一步发展为食疗的基本理论，用于营养保健，防止疾病，此可称为食疗的“食养”阶段。

“疾医、疡医、兽医”则为治病为主的医生，主要为“聚毒药以共医事”、“以五毒攻之”，这些都可视作药物治病的职责。但作为辅助，同时要“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味节之”，“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药之养之食之”，可见疾医等医生兼有“食医的职责，也懂得“食养”的知识。”这样，食与药便成为相辅相成、共同治疗和保养身体健康的关系。《内经》有一很恰当的概括，将毒药治病与食养食疗结合起来。《素问·五常政大论》说：“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显然，这是食疗理论重大进步的结晶，也是对食疗作用的高度评价。

战国时期又正是神仙方士勃兴之期，服食养生为一时之盛。这本来是原始人类“灵魂不死”观念的延伸，变成了对“长生不死”的追求。西王母的“不死之药”和东海蓬莱仙岛的神仙故事成了人们向往的热门话题。这样，一些无毒而具健身长寿作用的药物（同时差不多也是食物）就发展起来，为食疗开辟出一个新天地，是为“食养”阶段的高度发展。

神仙方士之术又称黄老之术，用各种方法（如房中术也为其一）寻求长生不老的途径。他们编造黄帝乘龙登天，为长生不死之神仙；又说彭铿如何修身养生活到了800岁，号称“彭祖”；《楚辞》中说：“彭铿斟雉帝何飧，受寿永多夫何久长。”彭祖成了食疗之祖。秦始皇、汉武帝则有徐福、卢生、栾大等上言请往东海蓬莱三仙山求取不死仙药。《史记》“秦本纪”有“卢生说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汉武本纪”中也说到“复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数”。可知不死仙药即是灵芝之类，于是芝类便成为食疗中的珍品。

据马王堆出土的《房中养生书》中秦昭王问王期，“人何处而寿可长？王期答曰：必朝日月而翕其精光，食松柏饮走兽泉英，可以却老复壮，曼泽有光”。文挚答齐威王，则说睡前饮美酒食韭菜，因为“草千岁者唯韭”，并受天地之气，可使目明耳聪，“苛疾不昌，筋骨益强，此谓百草之王”。而“酒者，五谷之精气也”，“以为百药由”。这些饮酒服松柏食韭菜之类，应是为增强房事功能而用，同时也被认为可以延年益寿。这样，药养食疗的品种又有了扩大。

不过，这些总体上还属食疗的初始阶段，没有什么理论可言，大多还混有迷信成分。《神农本草经》分上、中、下三品，其中的上品药实为神仙服食长生不死之药的总结，食养之品归到“药”的概念之下；“药”的概念也不再仅指有毒攻病之品了。中品药与下品药大多有毒，由于对其毒性、剂量、配伍等的知识大为增长，只要医家使用得当，就可做到无毒而效，因而也加入到食疗队伍中来。这样，药与食统一起来，食养与食疗合二为一。食疗也有了新的理论基础，可以大踏步前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