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生之内炼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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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心或我们的躯体是比一切外在的工具材料等都更能表现我们的创造性的事物。因为它们与生俱有。我们的血肉之躯，诸如手、脚、躯干、头、内脏、神经、细胞、思想、情感、感觉等是最天才的认识世界的工具。在人类漫长的进化途中，人类的意识从宇宙无意识中的娩出是一壮观而又惨烈的时刻，从那一时刻起，世界上便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景观，一边是西方被逐出神的乐园的失落，并由此踏上了一条追求人的独立精神的无归之路；一边是东方对内在生命修炼的持之以恒的热情，以求达到天人合一的圆融之境。

因此东方原始思维自有其独特性，而《易经》、《内经》、内炼活动等便是这种独特性的最高体现。

首先，它的互渗律更高地表现为感应说。并提出“气”在不同事物的感应中起着某种中介的作用。它的感应已从泛感应中走向“从类”现象，如：“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易·乾·文言》）它的理论基础已不是一般形式逻辑的同一律，而是十分辩证的“天、地、人”三才同构思想，既然天、人可以合一，有、无可以相通，那么物与物、事与事之间便不存在绝对的界限，它的同一是阴阳大化之“道”的形而上的同一，而不是形而下的“器”层次上的同一。既然事与事（如心与身）之间的界限已不是关注的重点，于是此物与他物之间的关系及中介便成了主题。“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就是这种重“关系”与“中介”的倾向，如太极图是阴阳鱼加S线（中介），五行是两对阴阳加中介，木、金、水、火各为一对，土为中介。而中国洋洋大观的“气文化”则是这种思维方式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说，感应论和气说是生命内炼文化的理论基础。

其次，是它成熟而自成体系的圜（圆）道观。圜道观首先发萌于人们对日转星移、昼夜交替、寒热循环、冬夏往复、生长收藏等周期性的直观观察。而《周易》则系统地以文字与符号自觉表述了宇宙生命和圆形运动规律。“原始反终，故知生死之说”，把“终”与“始”和“生”与“死”一样看做一个运动变化的周期，终而复始。将事物的阶段性与连续性、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看做天地万物运行的法则，而这正是对生命炼养文化的技术支持。

中国传统生命科学认为，生命存在于它不断地与周围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这种交换必须依靠气的各种机能活动，而气的出入循行及沿全身经络的循环，都表现为圆运动形式。

内丹实际上属于太极气学，它侧重于精气神中关于神的研究，它将生命的本质看成气的周天太极运动，其沿任督脉的小周天循行，又是根本之根本。而这一切都表现为圆形运动。从大宇宙角度看，循环的圆形运动比起单纯的上升或下降，出或入的直线运动更为普遍，更为根本，是生命发生、发展、变化的最基本的形式。

第三是它以直觉、灵感、顿悟为特征的象数思维模式。这是中国古代最有特色并贯彻中国文化始终的一个要点，这种思维方式以阴阳思维为内容，以象数符号为形式，既有文字系统，又有操作系统。是古代知识分子对原始混沌的超越，同时也为内炼文化操作系统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素问·五运行大论》云：“夫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气、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卦、爻等不过是一种记号，是介于形象和概念之间的联系项，是知觉对象与概念的中介，在中国文化中，它们就如同A、B、C一样普遍而无所不在，但它们又不是冰冷的数字或简单的符号，而是真、善、美的统一体，是“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丰富而又充满任何可能性的具有启示意义的符号，它带给我们的既有经验的形象化，又有知觉的象征意味；既有应用性，又有实用性；既有哲学意味，又有审美体验。

正是以上三个特性奠定了生命内炼的理论基础、技术支持和操作系统。它的生命观是建立在天、地、人同形同构的基础上，正是由于天地交感，万物生生不息。它的圜道循环性，则指出天地运动及生命变化的规律性和永恒性。而它的象数模型，则指出了生命的真、善、美的统一原则，并为生命内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