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养生文化概说

所在栏目：养生之道

把外部注意转为内部注意，由此实现对生命的重新认识与改造———这是迄今为止，我们对传统养生文化所能给予的最为简洁的表述。

但由远古的巫术到现代的气功，从祛病延年的现实追求到得道成仙的自我超越梦想，静心于其间的人们究竟对此创造和发展了多少种呵护生命的途径，真是数不胜数。今天，人类通过外部注意所创造的文明，已将我们带入了信息时代，我们应该选择一个全新的视角，重新理解与诠释传统的养生文化———这种诞生于原始时代，成熟于农业时代最终又被工业时代的人们疏远了的人类内部注意的文化体系。

生命文化的最初指向在西方文明的源头，著名哲人柏拉图为他的文化系统构建了一个理想国，其核心是由“哲学王”用高度的理性统治臣民。从那时起，理性的传统被西方人继承了下来，建立了当代西方文明的秩序；而与柏拉图同时的老子则构筑了“小国”与“寡民”之梦，稍后的儒家也一面怀念上古时代，一面描述着“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对此今人过多的评价是消极与退化，但实际上他们却引导了一种与西方完全迥异的文化指向：内求。

这种内求指令的最初契机，来自原始人本能的生存需求，其表现形态为：

第一，形体运动。期间经历了三个阶段，起初因局部身体的病理反应，而有无意识的肢体摆动，此为自发调节；稍后是对动物的模仿，产生较为复杂的形体文化，此为模仿阶段，这种形态也是生命自我调节最真实的源头之一，到庄子时代，“熊经鸟伸”已经作为一个派别而存在了；最后是主动地编排动作程序，以活动筋骨，宣导郁滞，最早如《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中陶唐氏“作舞”的记载，此可称“巫舞阶段”。

第二，调息默守。这种形态起初只是睡眠状态的延伸。在极端劳顿的情况下，原始人在睡眠前后等各种姿态的休息过程中，逐渐发现了身心静止对恢复疲劳的益处，便有意识地摸索入静的最佳方式，呼吸因而成为最早的自我调节途径。

从动或静入手，原始人开始了关注自己，善待生命的历程。但最初的动机也只能是本能的生存需求，正如狩猎采集能解除饥渴，本能的自我调节是生存需要的另一方面。这些原始的生命调节经验在地球上各个部落中都是存在的，直至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出现的时候，包括锻炼、药物、饮食起居等所有的生命经验被他们全面吸收整理，又重新赋予神秘的职能之后，这种以心身调节为核心的自我养生文化才在各个文化区域内出现不同的际遇：在东方，生命的经验作为一切智慧的基础，由人而天，由天而人，并作为一种文化根源而影响了整个种族的历史；在西方世界，生命的经验或被保存在巫文化中，渐渐被社会主流所摒弃和不屑，或仅仅局限在医疗的范畴，作为一门具体学科而发展。

在中国养生文化发展的过程中，真正的推动力来自医学与宗教，或说来自人的健康需求与精神需求。在中国的汉代以前，这种技术的传播和实践，还是一种很纯朴的行为，或是“为寿而已”的养生祛病技术，或为实现“圣人”、“神人”、“至人”、“真人”理想而使生命获取无限自由的途径，后者至多只能作哲学层面的实践，而与宗教无关。当道教发展到唐宋时代，原有的生命调节技术才被作为独立的宗教实践而确立，其直接的后果是，一方面促使了生命内炼技术的成熟与完善———内丹学体系建立，另一方面则使道教明确体现了“由我不由天”的生命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