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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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社会是建立在以农为本的基础上，以家族为本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父系家长制的宗法关系及宗法等级社会制度。维护这种制度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被称为“礼”。这种“礼”至周时逐渐系统化，包括典章、制度、规则、仪礼等方面。春秋时期，社会的经济、政治及文化观念发生重大变革，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于是孔子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整套学说，把“仁”与“礼”相结合，以“仁”释“礼”，创立了儒学思想体系，发展了周礼。

被称为“亚圣”的孟子以继承孔子思想为己任，把孔子的“仁”的观念发展为“仁政”学说，提出著名的民贵君轻的思想，并以性善论作为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认为人性本善，生来具有仁义礼智“四德”，进而提出了较为具体的修身主张：既然善性与四德是生而具有的，但由于物质欲望破坏以致本性丧失，所以修身要先从“求放心”做起，以找回失去的“良心”，进而主张内省和培养浩然正气。“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一修身思路成为宋明理学修身的指导思想。

荀子是战国晚期的人物，时代的需要使他不再冗于一家之说，而是立足儒家并对先秦各家进行批判性总结，成为先秦文化的集大成者。

在政治上“隆礼重法”，主张礼法并用。经济上重功利，提出强本节用，开源节流等主张。与孟子不同，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人一方面应通过接受文化教育化性恶为性善，另一方面则通过修身来实现。在修身问题上，荀子吸收了老子的方法，提出“虚一而静”的原则，并强调积极主动地自我塑造与驾驭人生，“制天命而用之”，体现了强烈的超越意识。

从秦至宋是儒学逐步被认同与确立的时期。在先秦诸子中，只有儒家学说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中国宗法制社会的客观需要，能够适应封建大一统政治的需要，因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尽管如此，儒学作为一种统治思想，它还经历了相当长的与道家抗衡的过程。先有汉代的黄老之学与之针锋相对，后从晋代开始两家折衷而有玄学。玄学是对汉代儒学的扬弃，提倡超越名教、崇尚自然之风，其特征是以老庄思想解释儒经。

真正使儒学确立为官学是在宋明理学兴起之后。理学不是对前代儒学的简单继承，它是在儒、释、道“三教归一”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一方面儒家学者批判了佛、道二教不讲社会伦理、悖于儒家传统伦理的思想，同时又企图解决旧儒学理论思辨能力不强和缺乏本体论依据的问题。于是，他们以儒家伦理为本位，吸取佛、道较为精粹的哲学思辨形式，建立起完整的新儒学体系，由此促进并形成了中国文化继先秦百家争鸣之后第二个发展高潮。

理学从学派性质上分，主要有三派：程朱道学、陆王心学、张王气学。其中程朱学派为宋明理学的正统派，对后世影响最大。它以理及道为宇宙本体，并把儒家伦理与宇宙本体统一到天理，为儒家伦理提供了本体论的依据；陆王心学以心为宇宙本体，并把儒家伦理与心等同，提出“心即理”、主体即本体的心学宇宙观；张载、王廷相气学派认为物质性的气是宇宙本原，认为理、道、性等由气产生，又主导气。尽管各个流派存在着本体论上的差异，但又均以维护义理和“穷理尽性”为学术宗旨和思想特征，其价值观都是以贵理贱欲论公私义利之分，最终目的都是为把以“理”为代表的儒家伦理发扬光大，并将其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张载曾说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在这次“三教归一”的文化高潮中，宋明鸿儒多存高远之志，上承尧舜孔孟以接续儒家之道统，外融佛道各派以显济世之心。在这一背景下，修身思想又一次被儒家提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或效仿道教炼养之术，或习禅定之学，修身的内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实，但都被纳入“尽心、知性、知天”这一传统体系中，半日读书、半日静坐成为儒生一时之风尚。

南宋后期，最高统治者接受了理学，使其由民间传授变为官方统治思想，并一直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达七百年之久。理学在此后的发展中，纲常名教渐趋教条僵化，空谈弊端盛行而失却修身养性之本。

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之学以及清代考据之学均从社会和学术两个角度发展了儒学，但终因清代文字狱的威严统治，思想受到禁锢，而使儒学落入了为考据而考据的繁琐研究之中，彻底地泯灭了儒学的内在活力。

作为一种统治思想的儒学，在近代被全新的西学所取代，也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